《科学新闻》2008年第11期 科学时报记者 陆琦

被中央军委授予“国防科技工作模范”称号的原西北核试验基地司令钱绍钧将军，核科学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副主任、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王乃彦，高能物理学家冼鼎昌，核物理学家、中科院兰州分院院长魏宝文，核物理学家张焕乔，核科学家、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科技委主任潘自强，核科学家王世绩，核化学家黎乐民……这些著名的科学家有一个共同的骄傲——毕业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

53年前，出于国防需要，北京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原子能教育基地——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北大技术物理系前身）。从一穷二白到核科学家摇篮，北京大学核科学走过了不平凡的53年。今天，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核能源、核技术做出更大的贡献，北京大学核科学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值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科学新闻》记者采访了多位曾在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学习和工作过的老一辈科学家，一同回顾那段峥嵘如歌的创业岁月，展望蒸蒸日上的美好未来。

“546”来之不易

早就听说郑春开教授“特精神”、“特有激情”，初见郑春开，你真的很难相信他已年逾古稀。人虽精瘦，精神却十分矍铄。

1955年进入北大学习的郑春开，是当年物理系赫赫有名的“大班长”（共9个小班的年级长），1958年他“秘密”地分到了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学习核物理，1959年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直到1999年从北大技术物理系退休。

“1955年1月15日，是中国核事业诞生的日子。”郑春开对于我国核事业和北大技术物理系的发展历程都是如数家珍般的熟悉。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在我国建立核工业、发展核武器问题。会上做出了建立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于是，培养核科学方面的专门人才就成为当时的一项紧迫任务，中央很快决定先后筹建北京、兰州两个物理研究室，作为专门培养核科技人才基地。

物理研究室三位创始人（左起）：胡济民、虞福春、朱光亚

1955年5月，高教部调浙江大学副教授、副教务长胡济民，东北人民大学教授朱光亚，北京大学教授虞福春，在国务院第三办公室（负责核工业的三机部前身）领导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以下简称物理所）的协助下，由胡济民负责，开始筹建北京、兰州两个物理研究室。

5月16日，物理所所长钱三强邀集胡济民、虞福春、朱光亚三人，在他的中关村寓所会谈。“这是筹建物理研究室的第一次筹备会议。”决定先不管“物理研究室”的归属，在物理所先成立一个“6组”，由胡济民、虞福春、朱光亚三人进行筹备。

8月1日高教部正式通知[机综（55）字第854号]，“决定在北京大学设立物理研究室，并任命胡济民为物理研究室主任，虞福春为副主任”；“从各校物理系三年级选拔学生100名，于本年暑假后转入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进行培养（后来实际是从7所大学选拔学生99名）”；“物理研究室的工作，责成江隆基副校长直接领导”。

那时是中央“令出必行”，许多问题在一两个月内迅速得到落实。关于校舍问题，在国务院三办批准建设的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大楼建成之前，先借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新建大楼的第二层作为教室和实验室开展教学活动；教职员工宿舍由物理所帮助解决；学生宿舍由北京大学设法解决。以中央组织部名义迅速调集教师，除胡济民、虞福春、朱光亚3人外，5月下旬调来北大的孙亦梁准备放射化学课，6月从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调来青年教师陈佳洱并马上派他到外地招生，8、9月又调来复旦大学一级教授卢鹤绂，北大物理系副教授吴全德、电子学技术专家周海婴和讲师、系秘书孙佶，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张至善，浙江大学讲师吴季兰等骨干教师及夏松江、王克镇、叶文祥、秦仲诚等一批新毕业的大学生。

当时分配给陈佳洱的任务一是选调部份学生，二是负责核物理实验室的建设，并在半年多的时间内为大四学生开出十多个专业教学实验。北京大学原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陈佳洱院士对那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仍记忆犹新。“对我这样一个大学毕业还不到一年的年轻人，实在是令人难以想像。工作中领导从物质到精神上的关怀和支持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当时我心里整天想的就是如何完成好任务，不负党的重托。”

经过参加筹建工作的教师、行政人员和技术工人等的团结奋战，1955年9月20日，北大物理研究室核物理专业第一批学生在化学所大楼正式开学。

“起步阶段非常不容易。”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张焕乔就是99名学生之一，回忆往事，老先生仍历历在目。“那时候没有教材，连讲义都没有，全靠记录老师课堂笔记。”

1956年4月，1万余平方米的教学实验大楼（现北大技物楼）在中关村科学院内建成，北大物理研究室迁进了新楼，办学条件大为改善，但实验课仍很难开展，因为当时核科学的教学仪器和实验设备极端缺乏，国内没有现成的仪器设备，也无法从国外进口。尽管困难重重，但物理研究室的年轻教师和技术工人同心协力，在几个月时间内，自己动手研制核电子学和核探测仪器、G-M计数管和碘化钠晶体等教学实验所需要的几十台仪器设备，供第一批学生的核电子学与核物理实验。“我们这届同学毕业后都没回家，留下来突击做了两个月的实验。”张焕乔回想起当年的情形，兴奋不已。“当时大家热情很高，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老师教学认真，同学们个个学习劲头十足，在物质十分匮乏的情况下白天黑夜地学习、做实验，在一年的时间里学了相当多的课程，大家就想着毕业后为我国的核事业作贡献。”

1955年5月到1957年8月，可以说是北大物理研究室的初创时期。在两年多时间里，物理研究室培养了两届核物理专业和一届放射化学专业共352名毕业生，再加上300余名技术培训生，物理研究室为国家总共培养了650多名掌握原子能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输送到新建的核工业与原子能事业部门，基本上满足了我国核工业创建初期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需要，为我国核工业的创建及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郑春开告诉记者：“在北大物理研究室初创时期，领导体制是非常独特的。”党组织由北大党委领导，人事、编制、经费、财务均由国务院第三办公室（1956年11月后为三机部）主管，业务及后勤又得到中科院、物理所的大力支持，当时物理研究室的师生以物理6组名义，可以参加物理所的学术交流活动、查阅期刊、借阅图书以及使用科学院的公用设施等。

1988年物理研究室第一届毕业的部分校友回校相聚。

正是在中央、高教部、三机部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北大党委的具体领导和北大物理系、化学系以及中科院、物理所大力支援下，加上国内其它大学在师资和学生调拨方面给予全力的支持，因此在初创时期的工作进展迅速，不但顺利地完成了两届学生的专业培训任务，而且为此后北大技术物理系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独特的历史条件，物理研究室在初创时期的保密是非常严格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高能物理学家冼鼎昌回忆：当时物理研究室的学习内容是严格保密的，发到每个人手里的笔记本都有编号。一次，冼鼎昌不小心把笔记本遗忘在商店里，虽然后来找回了笔记本，但还是被学校记过。冼鼎昌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认真地说：“这为今后养成严谨的研究态度打下了基础。”当时，物理研究室共有“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科学院物理研究所6组”和“北京546信箱”3个代号，在公开场合同学间都相称“546”或“物理6组”。学生去北大参加活动，进校门前才佩带“北京大学”校徽，出校门后要摘掉北大校徽，因此当时在科学院内一般人都不知道还有几百人规模、学习核科学的北大学生。郑春开笑着说：“这批学生直至今日，不少人见面时还自称是‘546’的，并以此为自豪。”

曲折中前进

1958年，全国出现了大跃进形势，核工业创建全面铺开，原子能事业的发展步伐加快。根据形势发展，1958年10月5日北大校务委员会决定，物理研究室恢复为北大直接领导下的一个独立单位（因1957年8月高教部决定，将核物理与放射化学两专业分别合并到北大物理系和化学系领导），这样原子核物理与放射化学两专业又合成为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仅过两个月，12月11日北大校务委员会决定，物理系分为三个系（无线电电子学系、地球物理系和物理系），同时将物理研究室改称原子能系（含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两个专业），并任命胡济民为系主任，虞福春为副系主任，从此北大原子能系对外公开。

建立原子能系后，广大教职工更加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同时也积极开展了科学研究工作。在广大青年教师和职工的努力下，先后研制成功几种类型的计数管和碘化钠晶体，满足了教学科研的需要，而且在1959年筹建了G-M计数管生产车间和碘化钠晶体生产车间，其产品是国内首创并销往全国各地，其中碘化钠晶体还曾送往德国莱比锡的国际博览会上展出。

郑春开说：“如果说1958年前的物理研究室是一个专门为原子能事业创建需要而建立的临时‘原子能专业人才培训机构’，那么，1958年建立原子能系后，作为系的建制，其规模与要求开始走向正规、稳定、全面发展的阶段，成为我国系统培养核科技专门人才的教学科研单位，在师生人数、固定资产、经费支持、办学规模等方面都成为北京大学理科的一个大系。”

1988年物理研究室元老与返校校友亲切交谈。

1961年6月3日，教育部同意北大将原子能系改名为技术物理系，用此名招生，并一直沿用到2001年5月18日物理学院成立。

1956年到1966年的十年是技术物理系蓬勃发展并不断巩固提高的十年。在这十年中，技术物理系为祖国原子能事业培养出2200多名（有部一分延至1970年毕业）高水平的专业人才。这批核科技人才被输送到核试验基地、核武器研究院、原子能事业的厂矿、核科学研究院所、高等院校等单位，满足了新建的核工业部门和原子能事业单位的需要。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我国著名的核科学专家、教授、院士、英雄模范、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的学术带头人或领导者、我国核科技战线上的中坚与骨干，在科研、教学、行政管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从1969年到1979年，北大技术物理系度过了艰苦的十年。在“林彪一号命令”下，于1969年10月24日，技术物理系与无线电电子学系和力学系搬到陕西汉中653工地，后称北京大学汉中分校。

“尽管在汉中分校期间的工作、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仪器设备损失严重，部分教师流失，办学条件缺乏。值得称赞的是，广大教师仍不忘肩负的历史责任和发展核科学事业、为国防服务的宗旨，积极开展科研工作并探索学科发展的新方向。”郑春开自豪地说：“在艰难环境下，广大教师还积极查阅文献资料、发扬民主、开展学科发展前沿方向的大讨论，最后确定了我系核物理专业发展重离子物理的学科方向。这些科学研究成果和学科发展方向的大讨论，为20世纪80年代我系重离子物理研究所的建立做了理论和物质准备，也为1979年我系搬回北京后的迅速恢复发展奠定了基础。”

1978年夏到1979年春，在邓小平同志亲自关怀下，北大汉中分校全部搬回北京，这给技术物理系走出困境带来了契机。1979年，经历十年的曲折后，北大技物系迁回北京，开始二次创业。谈起这场翻身仗，陈佳洱神采飞扬。“系里全体同志多年来憋着的一股劲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恢复教研室、重建实验室，各项工作很快走上正轨，教学、科研逐步开展。”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国家有关部门（核工业总公司、国防科工委、国家教委、国家科委及北京市）的支持下，在校领导的直接指挥下，重修了技物大楼，建立了较先进的核物理教学实验室，并于1987年建成了7000m2的加速器大楼和一批大型的核科学设备。

陈佳洱饶有兴趣地介绍起来，在汉中分校期间开始的、由北大技物系和上海先锋电机厂合作研制成功的4.5MV静电加速器，是当时国内能量最高的单级静电加速器，它的端电压、能量稳定度、脉冲束流宽度及束流强度均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并与国际同类加速器水平相当，是国内唯一能在0.2～7MeV、15～21MeV两个能区提供单色中子和脉冲中子束的单级静电加速器，它还配有国内一流的低本底、宽敞的中子大厅和比较完善的中子测量设备。它的建成对于我国中子核参数、中子核反应测量和抗辐射等研究以及离子束在材料科学、生物、医学等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在英国牛津大学转让的2×6MV串列静电加速器主体设备的基础上，北大技物系自行设计、研制并配置了气体处理系统、真空系统、控制系统、束流输运线和四条物理实验线。这台结构复杂、安装精度要求高的2×6MV串列加速器，是在基本上没有安装图纸和没有外国专家帮助下，仅用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安装调试出来，而且性能比英国牛津大学时还有所提高。这台加速器现已用于加速器质谱计测量、离子束分析和核技术应用等领域，尤其在顺利完成我国重大研究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加速器质谱计的碳14测年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大型核科学设备的相继建成，北大技物系在教学方面也努力改革创新，加强基础课教学，拓宽选修课内容，改善专业实验室条件，强化外语及计算机能力的培养，逐步实现了学校倡导的“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分流培养，因材施教”的方针。

在二次创业过程中，广大教师得到锻炼和提高，形成了一支由胡济民、虞福春、陈佳洱、刘元方、吴季兰等著名教授为首的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原副系主任、核化学家徐光宪先生“文革”后调回化学系），技术物理系的综合实力大大增强，逐渐奠定了技术物理系在学科领域的国内高校领先地位：1981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技术物理系的原子核物理专业成为我国第一批建立的博士点；1983年国家教委批准，在技术物理系设立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同年7月1日，学校任命虞福春教授兼任重离子物理研究所所长（当时虞担任物理系主任）；1985年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成为我国第一批设立的博士后流动站；1988年核物理专业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1993年经单独评选，技术物理系的原子核物理专业进入物理学“国家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也称“理科基地”，后改为“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地”)；1990年经国家教委批准，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和技术物理系中的有关实验室共同组建了重离子物理国家教委开放实验室（1993年更名为“重离子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为教学科研和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基地。

为国家培养了大量高层次人才的同时，科研方面也获得了大丰收：在原子核理论、原子核物理、核电子学、离子束与材料物理（包括材料改性、辐射损伤、材料分析）以及粒子加速器及其应用（包括加速器质谱计、自由电子激光与射频超导加速腔、重离子整体分离环型RFQ加速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核物理基础研究通过国际国内大科学合作得到迅速发展，在放射性核束物理等前沿领域开始进入国际竞争行列，同时发展了高能物理实验研究方向，为北大建设研究型一流大学做出了贡献。

迎接核科学的第二个春天

“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北大核科学现在处于良性循环的状态，今后会有更好的发展。”张焕乔满怀信心地说。

为了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进行了新的体制调整。2001年5月18日，成立了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原来技术物理系的原子核物理专业，现在以“粒子物理与核物理”学科组成物理学院一个新系，仍定名为技术物理系；重离子物理研究所成为物理学院开展核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科研单位；原技术物理系的放射化学专业改名为应用化学专业，除继续从事核化学工作外，又开拓了药物化学、无机生物化学、化学工程等新方向，并入北京大学化学与高分子工程学院，成为化学与高分子工程学院的应用化学系；原放射化学专业中从事环境分析化学工作的教师转入北京大学环境科学学院。

从1955年到2001年，物理研究室-原子能系-技术物理系走过了46年的辉煌历程，也是我国核工业及原子能事业历史发展的缩影。

在1995年9月20日庆祝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建系40周年时，技术物理系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科协原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朱光亚院士为技术物理系题写了“核科学家摇篮”。“这是对北大技术物理系最恰当的评价。”郑春开感叹道。

郑春开介绍，46年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总计培养了5100余名核科技人才。他们为我国核工业创建与发展、核武器的研制与完善、核科学基础研究与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由于长期教学实践和丰富科研成果的积累，46年中，北大技术物理系教师共编（译）著出版了61部高水平的教材和科技专著，其中12部获得国家级、省部级优秀教材奖或科技进步奖，这些教材和科技专著，不仅为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全国核科技专业的教学、科研都有深远的影响。

从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到后来的技术物理系已完成其历史使命，但是核科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新的发展。

目前，北大核科学已形成了包括“粒子物理与核物理”与“核技术及应用”的两个学科的建设布局，并于2002年再次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现在这两个学科作为硕士、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继续为我国培养高水平的核科技人才。2001年，依托在北京大学重离子研究所的“核科学与核技术教育部网上合作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和兰州大学为成员单位）正式成立。2005年依托北京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成立了“核能与核技术研究中心”，目前中心已有3项国防科工委基础科研项目立项。2007年喜讯频传：经科技部批准，开始建设“核物理与核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同时“放射化学与辐射化学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也已挂牌；经教育部和国家基金委批准，在北大建设“核物理人才培养基地”，今年3个国防特色紧缺学科专业（核物理、核技术、核燃料化学与工程）又重新恢复人才培养。

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王乃彦曾说：“有人说1956年是核事业的春天，那么当今就是核科学的第二个春天真正到来。”

陈佳洱指出：“随着核事业建设高潮的到来，一定会迎来一个知识创新和基础研究的高潮，由此所进行的创新将不仅表现在核科学本身，而且应当与生命、考古、材料、环境、地质、信息等学科联合，充分发挥北大学科综合交叉的优势。这样下去，我们的前景将是一片光明。”

张焕乔认为我国的核科学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但有些问题值得注意：“理论与实验的结合还要进一步加强。国家已经建了很多大科学装置，要通过这些实验室来开展高质量的研究，提高我国的科研水平，使我国高水平的实验工作更快地走向世界，更多地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此外，提高我国的科研手段，进入科学前沿领域和国际上重要的研究课题，这不光是钱的问题，还需要自主研制一些创新实验设备，更需要年轻人沉下心来，埋头苦干，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对于核科学事业的发展来说，郑春开认为，北大所承担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核科学技术的领军人物。“这类领军人物应该既具有深厚扎实的现代理论基础，又熟悉核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既时刻跟踪核科学的发展前沿又十分关注社会和国家的重大需求；既能刻苦钻研、埋头苦干，又要有团队意识和组织大项目的能力。”

老人们的话语间，不时流露出对核事业的热爱与执著。人生七十古来稀，可是这些老科学家还在发挥余热，无论是科研还是教学，默默地为祖国的核事业做出新的成绩。

“核科学家摇篮”，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当之无愧，其历史功绩将永远载入我国核科学发展的史册，也必将为核事业及相关学科的发展继续谱写新的篇章。